廈門大學的劉海峰，在中國被認定是這方面研究的權威。他提倡把「科舉學」視為一門專門的學術研究，這個想法在中國的學術圈也得到了擁護。《科舉學導論》是他這方面研究的代表作，是本文要討論的對象之一。西方學界在這個領域的研究，以普林斯頓大學的班杰明艾爾曼為首。他的研究成果可以被視為中國帝國晚期的科舉研究之重要性的全面反思。雖然，《中華帝國晚期科舉的歷史文化》這本書在2000年才出版，他這些觀點的提出，已經有一段時間了。這個將近九百頁的鉅著，即使是最勤奮的讀者也為之懾服，但是很少人為它寫評論。
我從艾爾曼的書談起吧。
首先，有必要再重申一次：這本著作是到目前為止，對於明清時期實施的中國科舉考試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它的重要性來自，他將會影響我們對這個制度的理解。我敢說，這本書將會持續多年被視為此課題的權威性研究成果。
艾爾曼作出以下數個重要的論斷。第一，科舉必須放在歷史文化的脈絡底下來理解，而不能只簡單的局限在政治，或是教育系統影響了中國社會結構的變遷，以及文化產業。更確切的來說，它影響了社會流動的模式以及家庭／系譜組織，教科書及童蒙或者是初級讀本的寫作。而且，更重要的是，影響了學術的發展，以及知識的取向。第三，八股文並不見得就是那麼不好的寫作風格，或是考試形式。中國人對他的輕視，必須重視審視。第四，科舉系統並未對科學發展產生不好的影響。因為在科舉考試的試題中，確實出現了一些題目測試考生對自然的理解。艾爾曼其他的論斷，都與他鼓吹考試是社會或是文化系統有關係。例如：中國的帝國政府並沒有企圖使用這個考試制度去進行思想控制，而且由於明代科舉考試的途徑，考據學在1500年，基於文獻考據或考證的學術已經興起。他的這些論斷都很重要，而且是艾爾曼以細緻的研究為基礎所做的記錄。有時候人們會懷疑，是否有必要為了支撐一些很次要的觀點，而去做這些極度細節的研究。然而，整體而言，他的研究是很扎實，很全面的，同時具有無可懷疑的說服力。
我的第一個觀點很簡單。關於「社會流動性」這個老問題，已經耗費了一些進行科舉相關研究的學者大量的時間與努力。艾爾曼並沒有完全否定像 Hartwell 和 Hymes 的研究成果，而是認為應該稍微的對這個問題的理解做一些修正。他提出「菁英的流動」（p. xxxii），強調國家主要的考量是確保每一個精英都有平等的機會為國家服務，對於創造一般的社會流動並沒有什麼興趣。因此，對於後者的研究並非真的有意義。因此，由像 Kracke 和 Ho 這樣的學界巨頭所開始的調查途徑，現在都已經關閉了。當然，我們仍然可以探究科舉實質上創造，或是引起什麼樣的社會流動。艾爾曼的回答是：在受過教育的精英份子之中，的確有重大的流動，但是並不存在二十世紀人們所理解的那種社會流動。
對於系譜的重要性，有一個非主要的辯論。宋代社會歷史的研究者認為，科舉系統被宗族組織所塑造，反之亦是如此，而宗族是理解這個想法的中心概念。Myron Cohen 根據北方中國的材料主張一個更和諧的情景。我同意在英語界（由 M Freedman所領導的）人類學研究過於把焦點集中在中國南方。宗族的組織以及他們對科舉的影響，可能與北方的狀況極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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